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的结合上,深入分析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作出的重大政治判断。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一重大判断的立论根据和科学内涵,有助于我们深入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有助于提高我们贯彻落实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思想自觉和行动主动。

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看,我国社会生产力进入到居于世界前列的时代。社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方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古老而灿烂的文明,中国的经济总量曾经长期居世界第一位。但自近代以来,由于腐朽的封建制度和外国列强的入侵,中华民族落伍了,陷入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地。为改变这种状况,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斗争。最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结束了中华民族四分五裂的内乱,为当代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工业化从无到有的问题,使中国赢得了经济上的独立,为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物质技术基础。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们党带领人民不懈奋斗,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大幅跃升,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从1978年到2016年的38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速超过了9%。GDP翻了204倍、人均GDP翻了142倍、城乡居民收入分别翻了98和93倍。中国人民富起来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和人民获得感显著提升,标志着中华民族在站起来、富起来的基础上,步入“强起来”的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准。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首先是实现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首先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进入了新时代。

从社会制度完善程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入更加成熟定型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总体发展方向。这种“结合起来观察”的一个基本维度就是观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否优越和完善。在世界各国经济普遍低迷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何以能够“风景这边独好”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经过96年的持续探索形成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在经济制度方面,坚持把以公有制为主体与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协调起来,建立并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先富”与“共富”衔接起来,让“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目标,这一切为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在政治制度方面,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把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有机统一起来,形成并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超越了西方政治实践的范畴和理论解释的范式,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探索出了一种新的制度模式。生产力发展是根本标准,与之相联系的制度完善程度也是重要标准。从这个标准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半程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创了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局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和成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全社会发展活力和创新活力明显增强。

从中国发展对世界的影响看,我国进入能够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时代。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的重大成就,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发展进步,也使中国能够为人类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就经济贡献而言,2013-2016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30%以上,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近40年来,中国有7亿多人口摆脱了贫困,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创造了人类减贫史的奇迹。更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众多国家贡献了一种可供选择的全新方案。曾几何时,一些西方国家一再宣称,欧美模式是走向现代化的唯一途径。然而,照搬西方模式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是政局动荡、社会撕裂、经济停滞和衰退、人民饱受苦难。相比之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崭新的通往现代化之路,为力图走向现代化而又陷入西方现代化困境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选择。不仅如此,面对当今人类依然面临的诸多难题和挑战,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构建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等等,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积极响应。今天的中国,国际形象得到空前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达到了新的高度,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担当和崭新的形象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心。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华民族已经能够并将不断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这也是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判断的重要根据。

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看,我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判断社会历史方位的重要标志,也是决定各项大政方针的基本依据。但我们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曾经历过偏离和曲折。改革开放后,我们党纠正过去的错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正确指出,在完成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正是由于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正确判断,我们党才作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重大决策。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一方面,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另一方面,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在深入分析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主要矛盾对事物的发展起决定作用。抓住主要矛盾,就把准了我国发展阶段变化的正确方向。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也就决定了我们所处历史方位及其时代任务的变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判断,深刻揭示了我国发展所处新的历史方位,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理论,是我们党科学制定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行动纲领的根本依据,对于新形势下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建设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